南京一家晚报的记者调查说，该市工薪家庭月用电平均都在10]]>
于是，我的新闻梦想越来越强烈，尽管我们化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主任对我都很好，但在大学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我发现自己所学的生物化学专业并非自己的兴趣、理想所在，我越]]>
中南民族大学校长雷召海教授等著的《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一书日前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正式出版，赢得了社会各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专家、学者的赞誉。专家、学者们认为，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民族院校定位与发展问题的专著，《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对于推动民族院校科学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问题，既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具有紧迫性的实践问题。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代。在此背景下，民族院校必须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大学”和“如何建设民族大学”的战略性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分析民族高等教育的外部发展环境和自身的办学实力，准确定位，制定符合民族院校的发展战略并加以实施，则是民族院校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问题。
作为国家民委直属的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南民族大学走过了一条辉煌的发展历程。从武昌珞珈山下到南湖石板头，从短期培训班到正规专科、本科教育，从民族干部培训、学士培养到硕士、博士培养，中南民族大学两次白手起家，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发展。截至到2009年，中南民族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涵盖文、法、理、工、经济、管理、历史、教育、医学9个学科门类，拥有62个本科专业、44个硕士专业和1个博士专业，55个民族的在校学生达2.4万人的综合性民族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因此，作为中南民族大学校长的雷召海教授主动承担起了这份重任。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支部书记、常务副所长陈立鹏认为，《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民族院校定位与发展问题的专著，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全书站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在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际背景和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的进程及特点后，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民族院校办学的合理分类和办学定位理论架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民族院校定位的影响、高等教育视野中民族院校的定位、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民族院校的定位、民族院校的办学特色等，作了深刻的论述和理论概括，并在此基础上于书的最后一章高屋建瓴地提出和构建了民族院校的发展战略。作者在全面论述我国民族院校合理分类、正确定位、科学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同时，并就民族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而独到的见解。
更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论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民族院校改革与创新、定位与发展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阐述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际背景和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的客观必然性，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根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对民族院校培养人才类型的要求，以及高等教育和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要求，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条件下民族院校的合理分类、正确定位、科学发展和特色发展进行理论分析与对策探索；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大学”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民族大学”的问题，论述和勾画了中国民族院校发展的战略图景，提出和构建了实现民族院校发展战略目标的对策及其措施。
国家民委、教育部有关领导、专家也对《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书既是民族院校办学成果的结晶，也是民族院校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民族高等教]]>
联办（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是个身份特殊的人物，他的父亲是王炳南，曾经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在中国，他被称为高干子弟。他是1980年代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他帮助了中国证券市场体制的建立，他在1998年决定办一份杂志，找到了胡舒立。
胡舒立与他年纪相仿，当时已经是名记者，她聪明勤奋、雷厉风行，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时深受总编辑丁望的喜爱，一位她的同行回忆说，1990年代在王府饭店一个香港公司的开业酒会上看到胡舒立，在场有一百多位记者，所有人都在吃自助餐，只有她一人始终都在采访。胡舒立两次有机会赴美学习，她写的《美国报海见闻录》是第一本介绍海外媒体的中文书籍。她对王波明说:你要给我足够的采编预算，并且，绝不干涉我的编辑部。王波明没有退缩。
这次机会让胡舒立真正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财经》也被她烙上了深刻的个人印记，这本杂志与她一样喜欢锋芒毕露、挑战权势。从揭露《基金黑幕》到《银广夏陷阱》、《枭雄唐万新》，从关于SARS的系列报道再到《谁的鲁能》，《财经》一步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有一次，胡舒立谈到了一个成功媒体的发展逻辑:充分的投入，有质量的内容，有效率的经营和可预期的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联办对她的干涉很少。2008年，《财经》创造的收入超过了一亿元，商业世界里的人们学]]>
11月8日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的日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13事变”后，上海许多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以笔作武器，毅然投身于抗日斗争的烽火中，为民族解放而战。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范长江、夏衍、恽逸群等人，于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宣告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也就是常说的“青记”。“青记”成立后，为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付出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活动，为动员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1999年，中国记协建议将11月8日确定为“记者节”，报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从此，新中国新闻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节日。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是中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今天，我们就有很多同行仍在坚持工作！
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职业，记者的诞生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一代代新闻人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己任，以推进人类进步发展为天职，用自己的付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是很多有志之士的理想。正如我在博客公告板中所写，我中学理想是做一名优秀的记者和律师，大学里为此而从生物化学专业转系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同时学习第二学位经济学专业。而大学期间获得湖北省新闻奖以及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好新闻奖等，则进一步坚定了我的决心和信心。毕业之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记者，先后从事教育、社会、法制、科技、经济、时政等领域的报道，一晃在新华社工作已经10年。虽然几次因为仗义执言遭受打击甚至迫害，但我都没有屈服！
普利策有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不少朋友问我为什么用这个博客的名字——新闻的良心！这其实是我多年的为人处世之道，从大学时期“记者是社会的良心”到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凭着良心鼓与呼，其间多少挫折和坎坷，甚至还遭受过过几次打击和迫害，我都没有动摇过！
翻开中外新闻史，“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者代有人出。中国有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等，外国有斯诺、爱伦堡、李普曼、法拉奇等。虽然他们所处时代和环境不同，这些新闻大家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顺应时代潮流，追求人类进步。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十多年的记者生涯，我深切感受到，新闻是个良心行业，是好是坏都在于那枝笔，不是写了、登了，然后就可以算了。对不起良心的报道，和那些把艺人逼死的狗仔队没有两样。做记者这些年，面临过不少诱惑、危险，业真正懂得了真正坚持“新闻的良心”并不容易，一直坚持更是艰难。好在，我一直在努力这么作，虽然有苦也有乐，甚至还有血和泪。
范长江说过：“记者做到最后，一定要博。在博学的基础上，然后再专攻一两个方面。”手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望道先生，呕心沥血、苦心孤诣，曾亲拟系铭“好学力行”。陈望道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共产党员之一，第一部汉译《共产党宣言》的译者。同时，他还著有中国第一部作文法专著及首部白话文因明学论著。因此，特地拈出“好学”二字，望道先生自己就身体力行着。其实，许多著名报人原就兼具学者身份，如邵飘萍，曾写出中国新闻采访学奠基之作《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军阀残杀的名记者林白水，也]]>
据贵州知情人士透露，黄瑶系10月23日被中纪委“带走”。
黄最后一次官方活动的公开报道是10月19日下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副总理10月17日至19日考察贵州时的讲话精神，黄瑶列席会议。贵州一位媒体记者称，在黄出事前，他读《贵州日报》时已注意到，自10月20号开始，省委相关的活动报道中已不见黄瑶的名字。“在贵州省级官员中，除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省长林树森外，黄瑶排名第三，平时省委重要活动黄必然会在场。而其缺席，这事肯定就不正常了。”这位记者说。
贵州多位政府部门人士表示，黄落马前没有任何消息，而现在知悉的情况均来自网络。
贵州司法界一位人士透露，黄瑶落马，缘于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对一中央扶贫项目的违规操作，另一原因则是其被指生活腐化，并包养情妇。
对于坊间流传的黄与黔西南州一家金矿的开采问题有染，上述司法界人士称，不排除中纪委在调查中，掌握了黄的其他违纪事实，但目前未有明确消息。
前述贵州司法系统人士透露，导致黄瑶事发的中央扶贫项目，系黄在黔西南州任州委书记期间，将该项目交给一四川杨姓商人操作，“这是一个种植兼环保项目，当时想做事的人没能拿到，而项目最后的结果是钱花了，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贵州省社科院一位专家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扶贫攻坚计划”，对全国5929个县展开扶贫，其中西部贫困县占到70%，黔西南州则是贵州主要贫困地区之一。黔西南州下辖1个县级市、7个县，其中三个为国家级贫困县、4个为省级贫困县。考察过当地的一位省内专家称，辖区范围内属典型喀斯特地形，为全省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到处是一望无际光秃秃的石海。”因此，这个贫困地区，有机会获得国家大量扶贫资金。
据了解，中央对地方的扶贫包括资金和项目扶贫。在项目资金上，一是中央出资，省、州政府配套，二是完全由中央无偿投入。上述贵州司法系统人士透露，该项目资金巨大，“如果是小笔资金，也许不会引起中央的关注。”该知情人士称，省检察系统已于2007年奉中央指示着手调查，“但一直查不下去”，直到去年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介入。
黄瑶主要事发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其在该地前后任职达九年之久。据公开的履历，黄瑶1990年5月至1992年6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1992年]]>
